【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心智观察所】鹰眼策略
一场关乎美国科技霸权的大戏正在华盛顿上演。近90亿美元的政府补助金摇身一变，成为公司差不多10%的股权——通过“黄金股”这一神奇的制度设计，政府花小钱却能办大事——哪怕只持有象征性的一股，也能在关键决策上拥有绝对否决权。
这场“准国有化”大戏的主角之一不是别人，正是新任CEO陈立武。这位华裔高管与特朗普前不久有过白宫会面。会面后关于政府入股英特尔的消息就开始满天飞，时机之巧合，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两人可能已就英特尔的未来达成某种默契。
陈立武，一个带有“政治污点”的救赎者？
直观理解今天英特尔的困境，可以看一下以下这几组数据。
2024财年，英特尔净亏损188亿美元，营收531亿美元，同比下降2%；毛利率32.7%，同比下降7.3个百分点。其中，代工业务全年营收175亿美元，亏损高达134亿美元。英特尔尽管在盈利上遇到困难，但目前现金流状况依然稳定，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公司进行技术研发和战略调整。只是，能持续多久尚未可知。
在技术路线和市场决断力上的问题，英特尔犯下了众所周知的错误。当智能手机席卷全球时，英特尔却还沉浸在PC和服务器的舒适圈里。更要命的是技术路线的迷失。英特尔曾经引以为傲的Tick-Tock战略——每两年一次制程跃进，在10纳米节点彻底失灵。原本2015年就该量产的10纳米制程，硬是拖到了2019年。4年的延迟，在摩尔定律的赛道上，几乎等同于判死刑。
英特尔的市值从巅峰时期的近3000亿美元，跌到如今缩水三分之二，甚至眼瞅着要被A股市场上的妖股寒武纪超越。
今年3月13日，英特尔宣布，陈立武为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
3月31日，陈立武现身英特尔2025愿景大会，并发表了长达半个小时的演讲。这是他执掌英特尔之后的首次公开亮相。他在会上宣布了自己的“施政纲要”，计划从企业战略、文化革新、核心业务等方面重塑这家深陷泥淖的老牌半导体公司。
正式上任英特尔CEO第一天，陈立武便开始联系和拜访重要客户，从中获取他渴望的反馈。他想知道这些客户的失望与期望，从而重新组建团队，纠正过去的错误，打造英特尔的“复兴计划”。
“我得知道我的产品有多差……这很丢人，但它真的激励我做出改变。有人问我，为什么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接受这份工作？”已经66岁的陈立武在演讲时回答道，“我爱这家公司。看着它苦苦挣扎，我很痛心。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帮助它扭转局面，所以没办法袖手旁观。”
陈立武并不是盲目自信，2024年他突然宣布退出英特尔董事会，原因便是与时任CEO帕特·基辛格意见不合。两人在英特尔芯片制造业务上存在重大分歧：帕特在全球不断建厂，投入巨大，陈立武则主张聚焦核心业务。他祭出“三板斧”——布局AI计算、攻坚代工业务和发动全公司范围的文化革新，试图扭转乾坤。
陈立武有足够的底气跟颟顸且逡巡不定的腐朽领导层翻脸。在过去40年里，他投资了数百个半导体项目，被称为“半导体创投教父”；他也曾临危受命，担任CEO，救EDA巨头Cadence于既倒。
他以自己的战略眼光和判断力，打造了一张庞大的半导体产业投资版图，很少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个产业。Cadence的经历则证明，他在投资之外，也具备执掌一家大型实体企业的能力。
陈立武最知名的身份，是一名成功的风险投资家。“作为风投，我总是努力寻找别人没有关注到的潜在机会。”1983年，陈立武加入瓦尔登投资基金（Walden USA），负责亚洲区域的风投项目。他很快就展现出自己的野心，在1987年创立了一家投资管理公司，取名华登国际。最初管理的资金只有300万美元，几乎都是家族朋友投资。
笔者参加过半导体行业各种投融资论坛，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圈内的一个勉强的共识是，在2018年中国大陆半导体行业热潮爆发之前，芯片投资界称得上规模的也基本只有华登国际一家。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即在科技奇点出现之前，大多数投资公司认为，半导体是一个夕阳产业。然而，陈立武却看到了其中的潜在机会，把大部分资金投向了这一行业。
他利用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地的优惠政策，在当地投资了多家半导体公司。“我采取了一种特立独行的、长期的观点，即使我的投资者都问我是不是疯了。”他回忆道。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证明，他的这种做法，不仅眼光独到鹰眼策略，而且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从世纪之交开始，陈立武真正开启了他在中国大陆的事业。他没有把投资目光聚焦在当时最火热的互联网行业，而是持续投资半导体产业，尽管这一产业在大陆刚刚起步。
2000年，在大股东中华开发及当时的副董事长胡定吾的主导下，台湾第三大晶圆代工厂世大集成电路以50亿美元卖给了台积电。创始人张汝京决定另起炉灶，带领一批工程师来到上海，创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座八寸晶圆厂中芯国际。
在多数资本因政策风险望而却步时，陈立武力排众议，推动华登国际注资5000万美元，成为中芯国际首批投资者。他本人更是担任中芯国际董事18年之久。即便在这家公司经历行业低谷等困难时，也没有退出，完全有别于他此前只做早期风险投资的策略。
随着中国大陆加码半导体和芯片行业，中芯国际很快崛起，成为本土芯片企业的代表。2020年7月16日，中芯国际登陆科创板，市值接近人民币6000亿元人民币，成为A股市值最高的科技型公司之一。作为创始投资人，华登国际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回报。
如果风险投资的经历教会了他如何研究、管理一家初创公司，那么在Cadence的这些年，则让他学会了企业经营，尤其是芯片行业的业务开展。随后在英特尔董事会任职两年，也帮助他了解了很多“关于公司存在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知识”。
应该说，陈立武的职业履历堪称全球化时代的成功典范。作为风险投资公司华登国际的创始人，他深耕亚洲科技市场数十年，还投资了包括新浪、创新科技等众多知名企业。正是这种横跨太平洋两岸的丰富经验和人脉资源，使他成为英特尔董事会眼中的理想CEO人选。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高度一体化的今天，拥有亚洲市场经验的领导者无疑是宝贵资产。
然而，地缘政治的严酷现实却将这一优势瞬间转化为负担。2025年8月，特朗普居然悍然公开要求陈立武辞职，声称其存在“严重利益冲突”。
这一指控的核心逻辑在于，在中美科技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任何与中国市场有深度关联的背景都可能被视为原罪。陈立武多年在亚洲的投资经历，从商业资产摇身一变成为“政治污点”。
而这一步棋，也给特朗普之政治集团“国有化”英特尔埋下了伏笔。
黄金股，一个阳谋
面对英特尔的危机，特朗普政府拿出了一个颇具创意的解决方案——黄金股。这个听起来很神秘的概念，其实是一种精妙的政治经济学设计：政府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控制权。
想象一下，你只需要花1美元买一股特殊股票，却能在公司的重大决策上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就是黄金股的魅力所在。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曾公开要求陈立武离职
政府不需要成为控股股东，不需要承担日常经营的责任，但在涉及国家安全、核心技术转移、重要资产出售等关键问题上，却拥有一票否决权。
特朗普政府已经在多个案例中尝到了这一模式的甜头。在日本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案中，通过获得黄金股，美国政府既批准了这笔交易，又确保了对关键决策的控制权。在稀土开发商MP Materials的投资中，国防部更是直接出手，以4亿美元获得15%股份，成为最大股东。
而对英伟达和AMD，特朗普政府更是开创了一个新玩法——出口税。两家公司向中国出售芯片的营收中，15%要上交给美国政府。这种抽水模式，既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又能为政府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对英特尔而言，黄金股模式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作为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门面担当，英特尔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整个产业链的神经。通过黄金股，政府可以确保英特尔的核心技术不会外流，关键制造能力不会转移，同时在必要时为其“指路”。
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在政治上也更容易被接受。相比于完全的国有化，黄金股保持了企业的市场化运作，避免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标签。对于一向推崇自由市场的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巧妙的政治平衡。
英特尔的“准国有化”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全球科技竞争新规则的集中体现。在这个新的游戏中，企业不再是唯一的主角，政府正在成为幕后的“导演”。
回到2020年，当英伟达宣布以400亿美元收购arm时，arm的联合创始人Hermann Hauser发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呼吁：英国政府应该用黄金股将arm收归国有。
Hermann Hauser曾经强力呼吁英国政府以“金手指”的方式，阻止英伟达收购arm
Hauser的逻辑很简单：arm的指令集架构是全球移动芯片的基石，掌控着智能手机、物联网设备的\"命脉\"。如果让英伟达收购成功，这个关键技术就会被美国企业控制，英国将失去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重要筹码。
“arm就像是数字时代的‘石油’”，Hauser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你不会把国家的石油资源拱手让给外国公司，为什么要把数字石油让出去呢？”
最终，英国政府虽然没有采纳黄金股建议，但通过监管手段成功阻止了这笔收购。arm选择了独立上市，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这个结果证明了一个道理：在关键技术领域，政府的意志往往比市场力量更有决定性。
英特尔的情况与arm有相似之处，也有重要差别。相似的是，两者都是各自领域的关键技术持有者；不同的是，英特尔面临的不是外部收购威胁，而是自身竞争力的全面下滑。这使得政府介入的正当性和紧迫性更加明显。
从arm到英特尔，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趋势：政府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参与者。无论是通过直接投资、政策支持，还是监管干预，政府的有形之手正在科技产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韩国早就尝到了这种模式的甜头。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三星从一个小家电厂商成长为全球半导体巨头。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英特尔的介入显得并非那么不合理。如果任由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英特尔很可能会步其他美国制造业的后尘，逐渐衰落甚至被外资收购。这对于美国的科技霸权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科技民族主义的兴起可能导致全球科技产业的分化和对立。当每个国家都试图打造自己的护城河时，全球合作的空间就会被挤压，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可能因此放缓。
这种变化既有其合理性，也存在潜在风险。合理性在于，关键技术确实具有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需要政府层面的保护和支持；风险在于，过度的政府干预可能扭曲市场机制，降低全球技术合作的效率。
结语：新时代的游戏规则
无论英特尔的准国有化最终结果如何，它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一个政府深度参与科技竞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技术不再仅仅是商业竞争的工具，更是国家实力和战略地位的重要体现。
特朗普的四年任期，可能就是英特尔命运的关键窗口期。如果这场“国家级救援”能够成功，英特尔有望重新站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制高点；如果失败，这家昔日的芯片帝国可能就此沉沦，成为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又一个注脚。
更重要的是，英特尔案例的成败将为全球其他国家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如果美国通过政府介入成功重振了英特尔，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纷纷效仿，推动全球科技产业向“国家队”模式转变。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科技战争中，胜负的天平正在向那些能够有效整合政府资源和市场机制的国家倾斜。英特尔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它的结局，可能将重新定义21世纪科技竞争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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